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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浮士德精神”是西方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中国需要吗?

一个终极目标是成为人类领袖,一个是从探索自然获取终极权力,这是两种文化下的不同的态度。
世界经理人专栏

佑斌

公众号:patent12345, 具有律师和专利代理人资格,多年在世界五百强外企、国企从事知识产权工作。

最近这一两年,科技创新一直是舆论的热点议题。有一个难题总是困扰着中国社会,为什么中国缺少世界一流的原创成果?中国的科技进步很快,但大部分都是技术的应用,极少重大原创成果产生,对于科学上突破性的成果,中国的成绩甚至不如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瑞士和以色列。

对这个问题,很多大师早前就有过论述,最为著名的是“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很难培养出具有一流原创成果的学术大师?这与“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李约瑟曾发问: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产生像牛顿那样的科学大师?对此,爱因斯坦实际上已经给出过比较权威的解答,他的观点大意是“科学”产生的背景本来就比较特殊,建立在古希腊萌芽的形式逻辑与文艺复兴后的试验验证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缺乏这样的土壤,所以近代科学未在中国萌芽不稀奇。当然他这里说的“科学”主要是一种科学方法,就是通过观察,假设,逻辑推理,试验验证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他的说法也在中国引起很多误解,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拥有四大发明,怎么能说没有科学?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推断,中国古代的发明应该称为技术,而不是“科学”,因为都是实践中应用或偶然发明的,并不是通过科学研究在科学思维的指导下完成的。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中外很多大师做过研究,例如罗素、梁漱溟、杨振宁都有非常精彩的观点。杨振宁曾指出中国的《易经》阻碍科学的发展,因为《易经》强调“归纳”,缺少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演绎”。他的言论也招来很多批评。实际上他的观点是与爱因斯坦的说法是一致的,这里的“演绎”也是指萌芽于古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从一般原理出发推导出结论的形式逻辑。

当然除了这些大师之外,国内外还有无数的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从科研体制,管理方式,经济制度,法律保护等各个角度论述过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但是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浮士德精神”,《浮士德》是德国著名诗人、思想家歌德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化的地位不亚于中国的四书五经。《浮士德》的内容宏远深邃,是“资本主义三百年精神的总结”。中国有很多先哲对《浮士德》有过深入的研究,包括辜鸿铭,张闻天,郭沫若等人。与《哈姆雷特》一样,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浮士德,每个人对《浮士德》理解的角度都有不同。在中国,介绍《浮士德》的各种研究多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例如辜鸿铭直接认为浮士德反映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也就是《易经》中的自强不息精神,这种观点在中国很普遍。

相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对《浮士德》的研究并不多,但实际上“浮士德精神”与西方科学研究文化密切相关的,并不是说歌德创造了“浮士德精神”,歌德只是总结了“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要求人们积极地探索世界,抵御各种诱惑,最终实现自我价值。“浮士德精神”在西方世界几乎是公认的资本主义普遍精神,包括不畏艰难险阻探索自然的精神。这一点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有精辟的论述,西方世界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将“浮士德精神”发挥到极致。

我想从侧面论述下“浮士德精神”对西方科技创新的影响。西方一些媒体经常会做这样一个社会调查,题目大概是“你认为人类历史哪些人物影响力最大?”或者“人类历史上哪些人最伟大?”。这些类似的调查有很多,但每次的调查结果,排在前几名的大人物基本上都差不多,一般不出意外,牛顿、爱因斯坦、伽利略、达尔文、耶稣都在前几位,然后可能有其他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这些几乎是西方世界的共识,在西方的文化中,爱因斯坦,牛顿远比华盛顿有影响力,甚至更有“权力”,这一点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很难理解。即使很多人承认这个结论,但多是从表面的经济和科技影响出发,很少会从精神层面考虑把牛顿、爱因斯坦也当成世界的领袖。

我从另一个社会现象来阐述这个问题。中国每当有科学家取得巨大的成就时,人们称赞他们时也多是从对国家贡献,学术成果的层次去评价。比如有科学家默默研究科学取得突破性成果时,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奉献精神”,他们很辛苦,应该要给予更大的奖励。还有声音呼吁科学家应该走红毯,接受人们的崇拜。我并不是说这种理解方式不正确,科学家的确应该提高待遇。但这样的思考方式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完全不同。在“浮士德精神”中,探索自然取得巨大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种最终价值实现,与一个人登基成为国王在获得“权力”的量级上没有本质区别,这种伟大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需要以其他职位、金钱、名位去兑换。所以西方有那么多的先贤投入非常细致的科学研究上,即使这些研究有时候并不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在西方几乎是神的存在,尊贵程度不亚于国王,尽管他的发现在当时毫无经济价值而言。这从“浮士德精神”出发就很容易理解,牛顿探索自然的奥秘,取得这样大的成就,这就是获得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是“浮士德”所追求的,而不是需要将探索自然获得的“权力”兑换成名誉、地位、金钱才能实现价值。

但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牛顿、爱因斯坦更可能被定位为“大国工匠”,很难把他们拔高到远高于历史上帝王的位置,甚至还会觉得他们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比例,地位与成就不相称,或者认为他们有奉献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中,探索自然获得巨大成果的这种“权力”不大可能成为终极伟大的理想,也不可能认为通过科学研究取得成功是什么“权力”,所以才会想额外“奖励”这些科学家一些东西,实际上还是把他们当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匠”,而不是实现终极人生目标的人类领袖。如果缺乏“浮士德精神”,我们会很难理解西方几百年间会有那么多绝顶聪明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些非常基础细节的研究,很难想象孟德斯鸠会在一堆大人物之间阅读一篇关于肾腺的论文,因为在“浮士德精神”下,研究肾腺与研究怎样治理国家在“权力”量级上是一个层次,两个领域同样有无数人追求。正因为“浮士德精神”,西方世界在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后,无数人为追求探索自然的“权力”前赴后继,著书立说,最终产生无数影响人类的科学成果,促成了工业革命。

当然,西方后来很多学者也在反思,认为“浮士德精神”在西方太过头了,总是想改造世界和自然,让全世界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式生活,最后导致侵略和世界大战。但是即便在当今,“浮士德精神”还是西方文化中的主要精神,是支撑科技创新的原动力,探索自然是很多人人生的终极目标,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在各个学科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顶尖人才加入。他们不是为了道德上的奉献,而是在追求自然的奥秘,是在追求用我们传统文化很难理解的终极“权力”。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会理解一个人研究芯片成功能成为人类的领袖,而更多的会说这是一种需要嘉奖的贡献。

所以带着“浮士德精神”,做学术必然求真务实,当然任何国家都有投机取巧的人,但只要奔着探索自然的目的,社会整体上还是倾向于攻关原创成果,因为这才能真正实现理想,实现人生的价值。但如果缺乏这种精神支撑,探索自然并不是一种人人向往的“权力”,而只是获得其他东西的中介,当然更容易产生投机取巧和不端行为。

在中国的文化理念中,如果一个人从年轻时就立志像爱因斯坦一样探索自然,社会上会普遍觉得他是在“奉献”,但是用“浮士德精神”理解,立志潜心科学研究取得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成就与立志当总统治理国家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追求“权力”,因此如果科学家研究失败了,也不会获得多少道德上的同情。即使如此,在“浮士德精神”的影响下,依然有无数的聪明人在探索自然这条路上前赴后继,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浮士德精神”是西方科技创新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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